夫设教济政法之穷，明鬼为官吏之佐，乃愚民以治民之一道……于是赏罚之柄，乃移之冥漠之中，而蚩蚩之氓，其畏王鈇，不如其为鬼责矣。乃世之君子，犹有所取焉，以辅王政之穷。今日所传地狱之说、感应之书，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……王政行乎上，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，故曰：“有道之世，其鬼不神。”华、陆、顾、文论神道，树义别于二魏。二魏为治人者言，法令之力所不逮，得宗教以裁约之；华、陆、顾、文抉剔治于人者之衷心，遭荼毒而不获申于人世，乃祷诸鬼神以冀疾苦之或苏。［6］
可见这个设计一直贯彻到清朝，都没有大的改变。后世批评者或谓之中国特有的“愚民政策”，毋宁说这种“宗教—法律”混合的现象是人类历史必经之阶段之一。即如欧洲人文发轫地之古希腊、倡导科学文艺复兴之意大利、以启蒙运动对抗神学的法国，或者以实用理性著称的英国，也无不具有“神道设教”的类似设计。［7］至今西人法庭宣誓犹手按《圣经》，口称上帝（God），用以约制“自由心证”的率意性，［8］亦中世纪“神道设教”（法律学术语称为“神誓”或“神示证据制度”）之遗意耳。